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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看这些存折，钱都取光了才发给我们，这么多年我们的惠农资金哪儿去了？”湖北省监利县三洲镇王塘村村民王启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当地村民向记者出示的这些存折，开户时间都是2006年7月，账上显示了从2006年到2008年的惠农资金，但到2009年3月，余额只剩下几十元钱，而这些村民却分文未取。根据中国青年报记者的调查统计，2004年至2008年间，三洲镇王塘村、东北村、后洲村的农补资金共有300多万元，大部分都被截留、克扣。
“5年的补贴款我们根本没见到”
湖北省监利县是全国首批五十大商品粮基地县之一。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由于粮价低迷、税负过重，出现大量抛荒现象。2000年，时任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为题，向时任总理朱镕基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情况，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并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直至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
但2010年4月，中国青年报记者赴监利县调查发现，源于此地的中央惠农政策却并不能真正原原本本地惠及这里的农民。“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可是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就走歪了。”王启梅无奈地说。
2004年以来，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工作在湖北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开。但据记者调查，在监利县许多农村地区，2008年以前的粮食补贴并未发到农民手上，而是被乡村基层干部直接取走。他们去找村干部理论，得到的解释是：这些钱用来抵扣村民欠下的各项农业税费。
从2006年起，湖北省规定，粮食直补资金必须通过“财政涉农补助资金活期储蓄存折”（以下简称“一折通”）对农民发放。但村民们告诉记者，从2006年到2008年，他们的“一折通”一直都被村干部所掌控和管理。当他们从村干部手中领到“一折通”时，发现自己的钱竟被当地村干部直接从户头上取走了。
三洲镇主管农业的副镇长马礼顺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也承认，2008年以前的惠农款有些确实没发到农户手上，这是因为这些农户都有欠款，用来抵扣了。“权利义务是对等的，要享受权利，必须先履行义务。”他说。
李昌平在《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的信中提到，“农民负担如泰山”。2000年时，监利县的田亩负担有200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100~400元／人不等，两项相加约350元／人亩。一家5口种地8亩，全年经济负担2500元至3000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得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超过500元／人。
马礼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说，这些税费当时农民缴不起，欠下很多债。他认为，用2008年以前的惠农款抵扣这些欠债是可以理解的：“这在监利县是很普遍的。”
由于农民多年拿不到惠农补贴，不断向上反映情况。2008年8月，湖北省财政厅、农业厅和综改办联合下发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将粮食直补资金及时全额落实到种粮农民手中。委托代发金融机构凭农民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和存折方可向农民兑付补贴款，不得用于抵扣任何款项，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迟兑付。从2009年开始，农民们才领到了补贴款。
“两田制”下，有村干部占地1200亩，有村民一分地没有
据记者了解，监利县农村在2000年前后实施了大范围的土地调整，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实施“两田制”，即一种是留村农民的责任田，另一种是离村村民放弃的责任田。村里将后一种收回作为机动田，再将其发包出去。村民的责任田需承担各项税负，村集体的机动田则只向承包人收取租金，租金的价格通常只有责任田税费负担额的一半。
在“两田制”下，留村村民每亩地的负担增加了，但可以通过租用机动田来摊薄成本。而离村村民在没有土地收益的情况下，还要负担各种税负，包括人头费每人15元、劳力费每人80元，宅基地配套费、公路集资等费用。因此，在“两田制”下，村民拥有的责任田逐渐缩小，但负担却在逐渐增加，因此绝大多数村民名下记着大量的“历年负担”；而少数村干部却将大量机动田的收入通过各种手段据为己有。以王塘村为例，村干部（有些是前任）占用土地多达1200多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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