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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凤凰”地处偏远，工资待遇也只有区区千把块钱，干的又是伺候失能老人的活儿，在北京几乎招不到人。“北京的孩子对这样的工作夹都不夹一眼 的，父母也是宁愿养着白吃饭也不会让儿女干这活儿。”袁延京说，“凤凰”是吃了不少苦头，费了不少劲儿才了解到，护工必须从更为穷苦的地方招来。现在的护 工都来自甘肃、湖南、四川的农村。
问题是，人是来了，能不能做好这份工作呢？田忠范说，做临终关怀的护工，心要至善，其他技术可以培训，脾气不好就没法子干。“到了这个阶段的 人，情况比较特殊。如果没有耐心，那肯定对老人好不到哪儿去。”在护工奇缺的情况下，“凤凰”还曾解雇过一个人：护工给老人洗脚，就洗脚面，结果搞得老人 脚趾之间臭气熏天。
另一个问题是，人来了，能留住吗？这些年轻的姑娘对北京的想象可不是养老机构。一个呆得最久的护工说，在“凤凰”一年，都没进过北京城里，而护 理院和她们家里的山沟没什么区别，并且整天就这几个人，说个话儿都难，寂寞也能寂寞死。更重要的，在这里挣钱也不多，这一点是她们难以忍受的。“什么苦都 可以吃的，多脏也受得了，但是挣不到钱，没法跟家里交代。”
据了解，一个护工在“凤凰”最初只能拿到800块钱，过一段才能升到1000块钱多一点。就是这点工资，在记者采访时，还出现了拖欠。因为“凤凰”面临财务危机。
对于袁延京来说，“凤凰”的日子非常难过。他甚至怀疑自己当初的判断和是否有坚持下去的必要。按照袁的账目，“凤凰”一个月的房租得8万元，加 上3．5万的人头费和7万多的水电煤气费，七七八八算一起，至少得12.5万元。这需要50个老人入住才能达到盈亏平衡。然而，“凤凰”从来也没有达到过 这个数字，有时候十几个人，有时候二十几个人。“每天一睁开眼，就意味着好几千元没了，确实是挺可怕的事儿。”他曾经希望政府能够补贴一些。
为了节省成本，“凤凰”一度在伙食上做文章。可是，这很快就被家属发现了。“一星期吃五顿炒黄瓜，老人都怕吃饭了，真的说不过去。”连田忠范也 看不过眼去。家属和袁延京对峙。袁发狠说：“这里不是五星级宾馆！”对家属而言，“凤凰”可以不是五星级宾馆，但是却也不能忍受老人吃不好。最终的结果 是，6个老人迁出。“凤凰”的伙食也改善了。
这对本就艰难的“凤凰”是个不小的打击。据了解，按照北京养老最新规划，在2020年之前，北京市要使90％的老年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6％的 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表示，北京市在加快公益性养老设施建设，每年增加1．5万张 床位的同时，试点由社会投资建设经营性养老设施。
然而，这个冬天对民营企业性质的“凤凰”并不乐观。瞻念前途，袁延京看着天花板说：“最多坚持到明年春天，如果还不见改观，就没有更多的钱可以砸进去了。”
这个消息对家属和老人来说也是糟糕的。它意味着，即使是这个不那么如意的地方也可能没有了。他们必须寻找下一个“栖息地”，而那也不是一段容易的旅途。
和“凤凰”的命悬一线不同，松堂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作为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成立于1987年的松堂已进佳境：拥有良好的声誉、广泛的关系 和可持续的收入。副院长朱林告诉记者，松堂走过的路，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人在临终关怀，甚至是在养老方面上的抉择转变。“很幸运它能坚持到现在。”朱林 说
成功者的发展也充满痛苦和挣扎
媒体经久的报道让松堂的故事早就广为人知。 创始人李伟在当知青时，受到一位下放教授死亡的启示，决定把自己今后的事业放在临终关怀上。在头几年，中国人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医院。尽管存在着大量实际 的需要，但家庭养老的漫长历史使中国人对家庭有着特别的渴望，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中国老人而言，进养老院、临终医院，那几乎等同于被儿女和社会抛 弃。
松堂的第一位“客户”是李伟的邻居。这位42岁妇女的生命处于乳腺癌晚期，家里人实在照顾不过来，经李伟动员住入松堂。四个月 后，她在爱人的怀抱中平静地离去。之后，陆陆续续有类似的人、绝大多数是老人住进来。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松堂明显地感受到人们态度的转变。越来越 多的北京人渐渐能够接受这种模式，而不再那么纠结于道德情感的羁绊。如今，松堂已经是世界上送走生命最多的临终关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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