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居民住房消费开支的统计存在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于其它的服务消费的开支领域。比如在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消费方面，由于供给的不足和巨大的需求压力，中国的居民至今仍然面临政府管制价（即政府制定或政府审核的收费）与黑市或灰市价（即地方或部门单位自己制定的收费标准）之间的巨大差距。而由这个差距代表的那部分居民服务消费开支肯定未被纳入官方的统计数据中。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居民的金融服务消费和保险服务消费开支日益增长，但现有的数据资料非常有限，统计部门多数情况下只能用借助于一些相关的指标来进行推算。所以，可以预料，相对于产品型的消费开支统计数据，中国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支出在统计上被严重低估就不可避免了。即使估计政府消费支出的财政支出数据，也可能只是反映了财政预算内支出的情况，很难包括政府其他项目的支出范围。实际上，在政府的财政支出项目名目繁杂，同一功能的支出项目可能分散在完全不同的类别和科目中，很难将行政事业费的支出数据准确调整和转换为GDP核算所需要的数据资料。

    我曾经撰文提到，与消费支出数据被低估的情况类似，投资支出的数据被高估的情况也不容忽视。在中国，大多数人（包括媒体的记者）是不能够很好地区分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这两个概念的。情况常常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完成额往往被简单地作为支出法计算的GDP当中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了。这几年，总是很多人说投资已经占到GDP得60%了，其实这个投资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完成额，不完全反映按照支出法计算的GDP中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我猜想，被媒体高度关注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的这一“不良”现象，很大一个原因是投资支出的数据中混杂了不断得到开发和交易的土地的价值。按照惯例，土地的交易价值不应该被包括在GDP的统计中，这是因为用于土地征用和交易的费用并不形成社会的固定资产。但是，我们在统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则的确是包括土地征用、购置及拆迁补偿等这些巨大的费用的。但由于它们不增加社会的固定资产，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统计口径下应将它们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扣除。

    有意思的是，对于住房，居民购买住房的巨额开支不能被纳入当期消费开支，但另一方面，由于“推断租金”的基础资料不足，居民的住房消费开支则又被低估。这还只是居民服务消费被低估的一个方面。而在投资支出方面，由于征地、拆迁和土地交易价值的费用越来越大，地方和有关部门在报告统计数据时常常高估固定资本的形成额。实际上，按照标准的支出法统计的GDP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并没有像很多人印象中的那么高，而且这些年来也没有大幅度地、持续地上升。 

    由于经历了计划经济几十年的统计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有一套比较完善的企业和单位统计报告系统和组织。这套组织系统比较适合从产值的角度来核算GDP。因此，时至今日，中国的GDP核算主要还是依赖生产法进行的而且这个核算具有很好的稳定性。相对而言，用支出法（甚至用收入法）核算GDP的难度就大多了，而且支出法核算GDP还要依赖对城乡居民的家计抽样调查，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中国，面对和获得企业和行业部门的产值（包括增加值）数据比较单一，而要调查获得各级政府、城乡居民以及各种类型的经济主体的开支数据则复杂多了。

    事实上，很多人在谈到十年来中国的投资和消费相对于GDP的变化模式时，实际上他们使用了在定义和口径上并不一致的数据来源，而且没有去考虑统计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消费开支的困难所导致的扭曲。每当我看到用支出法核算的GDP以及相应的消费和投资支出的占比数据时，总是心有余悸的。

    回想在90年代之前，我们的经济与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的经济一样，经济活动和结构还都显得十分简单。国家的统计制度还应付得过来。进入90年代之后，经济不仅稳定增长，而且结构变化迅速。农民转化为农民工的速度和城市化的进程日新月异。农民的实际收入在显著的增长，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务农农民的减免和补贴与日俱增，对城镇低收入阶层的补贴规模也越来越大，更不用说新一代消费主义阶层的崛起、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大。概言之，我们的经济比其他发展中经济变得复杂多了，而且复杂得太快了。我们的统计当局使用的消费和投资支出的分类方法不再能满足经济变化的要求。即使政府的消费支出也因为分类的层级多少而无法全面涵盖。怎么去恰当和适时地捕捉经济的变化，准确描述出经济变化的模式，给我们的统计当局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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